林华新不喜欢“接轨”这个词。
7月23日22点，菲尔兹奖揭晓，两个中国人的名字同时出现在获奖名单上——王虹与邓煜。消息传开，许多人说：中国数学终于与世界接轨了。林华新听到这种说法皱了皱眉：“‘接轨’是追赶者的逻辑，应该强调‘创新’，做世人没有做过的事，而王虹与邓煜正是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这位国际算子代数的领军人物40年前曾在美国求学、任教，2024年回国全职加入由华人数学家丘成桐发起设立的新型研究机构——上海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SIMIS）。“经常有世界一流专家交流，楼上就有一个关于物理学的talk（交流），我上一层楼就能听听。”
40年国内的变化，一度让久居海外的大数学家不适应。7月林华新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说：“我从商场停车场排队到闸口缴费，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使用扫码缴费，我用现金和银行卡总是不太方便。”从那以后，70岁的林华新才购入人生中第一台智能手机。
40年国内的变化还在于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科研吸附力和号召力的井喷。为什么不同年代、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和科研创业者，选择在这一时期回国发展？个体的偶然性选择背后，有着时代的必然性。7月，《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参与“活力中国行”上海站调研，走访20余家科研院所和科创企业，感触尤为真切。
“80后”生物医药研发专家桂勋在美国已拿到绿卡办理资格，“绿卡办了一半，不要了”；“90后”学者吴益鹏回国加入彼时成立不到10年的上海交大李政道研究所，在实验室探索宇宙之大；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上海高考状元袁钧瑛，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回国全职从头创建研究中心……他们口中反复出现的判断也高度一致：现在是做科学研究最好的时代。
“我也不知道哪片云彩会下雨”
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前主席托尔斯·汉斯·汉森，每隔两年就会来上海交大李政道研究所（以下简称李所）。对于这家聚焦最根本科学问题，从事物理和天文方面最前沿科学研究的科研机构，他给予的评价越来越高。“他每次都会待好几天，和很多人谈，做很深入的调研，最后写出严肃的评估报告。”李所所长张杰表示。
而所有一切聚焦前沿物理的科研背后，都离不开钱。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比如正在研制的新一代暗物质探测器PandaX-20T，有着世界最大规模的极限探测能力。“其中用到的液氙非常贵，大家可以直观理解为和飞天茅台差不多，之前我们要用120公斤‘茅台’，现在要扩容到20吨‘茅台’，可想而知要花多少钱，也就能理解我们的难度有多大。”更关键的是，基础前沿研究的价值无法用实际收益直接评判。高能物理属于纯粹的底层探索，好比立于悬崖之畔求索未知，即便厘清宇宙诞生的本源，也不会即刻拉动经济增长。
很长时间以来，张杰作为李所所长，都在为李所建立稳定的经费资助体系而奔走，他希望科研人员在李所可以心无旁骛地做科研。李所有一幅著名的卡通画，画的就是张杰把一拨拨来访者送走后，回头发现一双双亮晶晶的眼睛看着他。“他们什么也不说，但我知道他们在问我什么。我只好说，我也不知道哪片云彩会下雨，所以咱们见云彩就拜。”
这样的努力下，李所已初步建立起一个融合长周期稳定支持、竞争性科研项目以及社会捐赠为一体的多元资助体系。20吨液氙暗物质探测器、世界首个近赤道“海铃”高能中微子望远镜等一系列世界级大科学装置，五年来在李所建成。“假如不是在我们国家，不是碰到了现在这个时代，这样的版图根本不可能实现。”
诸多曾遥不可及的重大科研设备，如今在繁华都市中平稳运行。坐落于上海张江的上海光源，因外形酷似远古海洋生物鹦鹉螺而得名。这是一座能窥探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装置，可以照见原子、分子的微观结构。
从2004年动工到建成上海光源历经52个月，如今全球科学家排着队来这里做实验，支撑着生命科学、物理、化学、材料、能源等多领域的科研工作。
“用上海光源做出科研成果的论文，我们不强迫用户署名，所以上海光源是真正的无名英雄。对于不公开发表成果的企业用户，我们仅仅收取少量的基础服务费用。”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邰仁忠介绍。
中国石化投资3.78亿元，依托上海光源建设了三条光束线站系统，建成了国内首家企业同步辐射技术应用研究平台——中国石化上海光源能源化工科学实验室。
“以前的研究，无异于‘盲人摸象’，我们只能凭借有限的感知，一点一点地拼凑全貌。”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应成说，“有了大科学装置，让研究人员得以从多个维度‘触摸材料’，捕捉到材料分子在不同时间节点上的演变轨迹。”
施压式管理激发不了科研创新
“硬件”搭建起来了，“软的东西”亦不可或缺。
用张杰的话来说，就是形成“天问精神”。“大家来时走过的那条路，叫‘李所路’，引自魏晋《三都赋》‘桃李荫翳’‘家安其所’，我们希望人才汇聚且身心安顿。”
“软性内核”，正是留住人才、安定人心的关键所在。功利化的施压式管理激发不了科研创新。“科学家都是主意很大的人。到底谁研究的问题是重要的？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后来我们达成共识，用世界上最好的手段，研究最根本的科学问题，规划一旦制定15年不动摇，我们每年一步压着这个目标往前走。”张杰说，“我们从全世界最好的科研机构挖掘人才。针对长聘教轨青年学者，创新实施‘3年短期诊断、6年长周期考核’模式，中期侧重发展性评估、精准培育，终期采用国际顶尖小同行评议机制，重点评价创新能力、未来潜力和国际影响力。针对研究员、工程师和支撑团队，建立一人一策的考核评价机制，以解决大科学装置建设运行和科研攻关中的实际问题为导向，明确岗位职责和年度目标，综合考察工作成果、团队协作、技术创新和支撑贡献，形成适配基础研究和大科学工程协同发展的评价体系。”
7月初，张杰去巴黎出差，一位曾经在李所工作的法国科学家赶来见张杰。因母亲生病，他接受了法国一家科研机构的邀约，不得不离开李所。“我们上车了，他说我再陪你坐一段吧，后面我再乘地铁回家。一路上，他讲在李所工作的6年时间里，建立了自己的研究团队，在法国不可能建这么大的团队。他坦言，母亲康复后，希望还能返回李所继续科研事业。”
这一刻，张杰真切地感受到，这家中国的科研机构已然获得了全球顶尖科学家的深度认可与真诚信任。
2020年深秋，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世界细胞死亡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袁钧瑛，带着40年的科研积累，径直走进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中国已经到了做原研药最好的时机”。
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渐冻症等难治性神经退行性疾病，正是袁钧瑛研究细胞程序性坏死机制、致力突破的方向。“当我们熟悉的人得了罕见病，这个病就不罕见了。我曾经直接感受到，这样的疾病把我的一位同事、一位非常优秀的科学家变成什么样，你就知道自己的工作有多重要。”面对记者团的调研采访，袁钧瑛说，“我在上海工作时，蔡磊也曾到过我办公室，他的勇气非常令人敬佩。我们非常希望能有特效药帮助这样一批病人。”
自由探索与目标导向在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是“两条腿走路”，这让“交叉”二字不再停留于表面，而是一种科研生态。“从基础科研到新药成果转化的过程可谓‘跨越死亡谷’，光靠一个人肯定不行。我们中心要在‘死亡谷’上搭建这样一座桥，所以要把固化的中心制管理模式去掉。”
让人期待的是，袁钧瑛团队现在针对阿尔茨海默病和中风的新药已经在路上了。“从安全性检验到药物上市应该在5年时间内。”在该中心研究员朱正江看来，“科研是‘慢火’，我们经过积累到了爆发期，就像是第5个馒头吃饱了，不能说前4个没用。”
不要求“六边形战士”
创新的沃土，更要向青年人才播撒种子。
在人工智能（AI）时代，AI顶尖人才如何培养？“我们上海创智学院何不在一所高校里办一个人工智能学院？为何要打破传统高校体制束缚，探索一块新型的‘研创型大学’试验田？因为人工智能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冲击不是一点点。”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丁晓东向记者表示。
从2024年教育部与上海市合作共建这所自主培养AI顶尖人才的新型科研机构开始，上海创智学院每年有教育部给到的数百个博士培养名额。“从北清交复等31所头部高校中，选取已录取或即将录取的博士生，入选后学生不用转移原学籍，实行双导师联合培养。我们不仅没有学费，我们还要倒给学生奖学金。”
选拔方式是用最前沿、贴近实战的课题去“测”学生，分组做开放性题目，没有标准答案，三天内组织面试、机考和实战营，观察学生的抱负、认知迭代速度和面对风险时的选择。“我们汇聚偏才怪才，不要求‘六边形战士’，我们把六条边拆开，每个人做好一条，六个人合在一起就能覆盖很大的面积。”丁晓东说。
上海创智学院的老师，既有全职的青年才俊，也有来自全国顶尖高校研究AI及“AI+基础科学”的全时导师。“我们不追求老师的‘帽子’，是要能和同学一起调模型、‘打螺丝’的老师，和学生不是导学关系，也不是学生的‘老板’，是学生的合伙人、共创人。”
蔡盼盼是上海创智学院的全时导师，另外两个身份是上海交大副教授和一家人形机器人公司首席科学家，她形容这种状态“很幸福”。在上海创智学院她可以花20天什么也不管，坐在实验室跟学生一起写代码。“没有人追着我问今年发了几篇论文，所以我现在所有的论文都是我觉得最好的、最有价值的。”
科研理想与经济价值并非单选题。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副主任曾嵘说：“现在这个时代肯定是一个靠科学技术引领的时代，把研究做好，有益于产业，经济价值是自然回报。”她提到身边很多科学家甚至学生一毕业就参与创办公司，“并不是做科研就等于清贫”。
上海创智学院的实践恰恰印证了这一点。一年时间，学院已孵化27家AI相关企业，总估值超50亿元。
林华新任教的上海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也是一个独立于大学的新型研发机构，可以自由雇佣国际学者。“物理空间上就加大了擦出更多火花的可能性。研究院与复旦大学合作授予学位，但招生、培养、毕业全部自主决定，国际上也没有这样的案例，中国走在了前面。”
要有纯粹求真的本心
与迈威生物董事长刘大涛交流完后，“80后”生物医药研发专家桂勋坐不住了。“我当时在美国的绿卡办了一半，工作录用通知也拿到了。但我听到了国内发展创新药的明确趋势，越来越多的公司逐步起来了，虽然还在早期，路径却非常清晰，国内生物技术的科研水平提升很快，而且资本市场的投入也重视起来，我必须拥抱这个加速度。”
这种时不我待的紧迫，吴益鹏同样也有。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了4年博士后研究员后，2024年初，青年学者吴益鹏加入李所，他的任务是要建设一个2000多平方米的实验室天体物理平台。“从纸面上的设计，最后变成真实的物体，加速器、激光器，五六米高、四五吨重的东西立在那里，这种成就感太大了，在国际上你找不到第二个地方能给你这样的平台。”
一年前，青年学者梅华林也从海外回国加入李所，参与“海铃计划”——在深海建造一个大型中微子探测望远镜阵列，如今，他已成为“海铃计划”的副总师。他说：“在粒子物理方面，我们国家的能力和水平已经很接近国外最顶尖的水平。‘海铃计划’的目标，就是朝着有一天能够引领这个领域去努力。”
刚刚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获得“2026十大年度AI人物”的沈亦晨，更是中国驶上AI快车道的受益者。从麻省理工学院（MIT）物理学博士毕业至今的10年间，37岁的沈亦晨没打过一天工，可以说职业生涯是始于创业，在《自然·光子学》期刊发表封面论文后，便迅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创业产品——光芯片。而他的创业合伙人，正是当年在MIT篮球场上结识的。
随着AI大模型训练演进，算力内部设施之间的数据连接越来越重要。过去数据间的交互是铜和电的天下，沈亦晨觉得最高效的连接应该“非光不可”，用光替代一部分铜，把GPU（图形处理器）集群更快、更省电地连接在一起。
“我们经历了两次孵化，第一次在波士顿，第二次就在上海。”2020年，曦智科技在上海落地，团队从几人发展为近300人。这份快速成长，离不开国内高速迭代的AI大模型产业生态，更依托上海完备成熟的集成电路全产业链支撑。“这是一项完全原创、国际领先，并在上海率先实现商业闭环的技术。我们‘光计算芯片’的出货量是全球最大的。”
而相较于外在环境的更新，科研最珍贵的内核，永远是学者沉心治学、纯粹求真的本心。
“如果科学家太激动或者太伤心，都不是好事。”在袁钧瑛看来，一个平静的环境就是她希望的，“我不希望成为网红，这和科学家需要的平静心态不太符合。”
（实习生常宋资燊对本文亦有贡献）
封面图片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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